文章的作者是艾拉·贝森（Ira Basen)。他在文章的开头引述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8年说的一句话“当战争到来时，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约翰逊因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孤立。但他对战争中真相会被掩盖的论述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美国在1917年参战，当时国内有强烈的反战情绪。而加拿大和英国一起在1914年8月4日参战时，国内舆论一面倒持赞成态度。这使记者很难再作出与此相悖的报道。新闻机构也不想以批评战争的报道惹怒他们的读者和政府。
1914年8月22日，战争开始不到三个星期后，加拿大国会通过了“战争措施法”。其中包括了“对出版物、文字作品、地图、照片、通信和其它传播方式进行审查、控制和禁止”的条文，只要政府认为他们威胁到了“安全、国防、秩序和加拿大的利益”， 就可以查禁。
战争第一年的大多数时间，政府官员并没有怎么强力执行这一法律。联邦政府也没有一个集中监察报界的机构，只关闭了一家有明显亲德反英的报社。
但前线发回来的新闻越来越严峻。在1915年4月和5月的首个大型战役中，有6千5百多加拿大军人伤亡。政府开始担心这种坏消息可能会对招募新兵和筹款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开始仔细审看关于战争的报道。
新闻机构仍然热心于支持战争的努力。但由于竞争激烈，一些新闻机构开始刊发军队调防的故事和照片，政府官员认为这是不适当的。
因此，在1915年6月，政府设立了新闻审查办公室，负责确保批评战争政策的文章不能出版。它也禁止发表那些“协助或鼓励敌人，妨碍或影响战争胜利”的报道和评论。
当时加拿大大多数新闻机构、记者和编辑都欢迎设立这一办公室，认为这意味着，全国各大报纸有了同样明确的定义和规则。 除此之外，政府还任命了侨居伦敦的加拿大著名记者马克思·艾特肯（Max Atiken）作为战地记者，发回一系列旨在颂扬加拿大军人的报道。他的报道被刊登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
艾特肯最令人难忘的报道是生动的重新讲述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他的报道首次提到加拿大军队“遭受惨重伤亡”，而且还列出了一些阵亡士兵的名字。
但随着战争的延续，加拿大人对战争的真相了解越来越多， 这使他们觉察到新闻媒体上的报道与真相的差距。真相来自前线寄出的信件， 来自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也来自不断加长的伤亡将士名单。而且当时美国并没有新闻审查，所以媒体上也有真实的报道。那些了解到战争真相的人开始知道：他们是无法从加拿大的报纸和杂志上得到战争真相的。
在一战期间，加拿大总共查封了250种出版物，其中有225种是美国媒体在加拿大的分支。
慢慢地，加拿大的一些编辑和出版商也开始醒悟，他们的报纸信誉正滑向危险的边缘。1917年8月，《星期六之夜》杂志在其一篇社论中就说：“我们一直在发表自信满满， 充满乐观的废话。战争不是靠这种方式能赢的。如果我们不能承受听到的有关战争的真实新闻，诚实的报道，那新闻界将是一块糟糕的地方，成功也毫无意义”。
即便如此，当时大部分的加拿大记者还是热衷于报道“正面消息”，哪怕是最可怕的战场屠杀。他们在1915之后从前线发回的报道，可靠性甚至还不如艾特肯的报道。当然，他们都是从一开始就身陷其中了，他们也穿着军装，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不习惯于发牢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拿大还只是自治领，是一个准独立国家。参战使加拿大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它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战争结束10年之后，英国下院议员阿瑟·庞森比曾说“在新闻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报道更不可信的了。”
也有几位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记者甚至写过忏悔文字，一方面解释战争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另一方面也减轻内疚感。 而加拿大没有记者做出类似的忏悔。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王和国家，没有什么可道歉的。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把新闻工作当成一个“专业”，要求记者编辑应该客观公正，不受政府影响的概念应是来自1914年的美国和英国，而不是加拿大。 加拿大记者认为自己在战争中应起到积极的作用，新闻报道也是为帮助战争胜利，而不是为寻找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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