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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怎么了?中国会往何处去?知名学者秦晖谈中国崛起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所周末举办了一个“中国崛起研讨会”。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发言分析了过去十年来西方国家危机的根源,中国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他的发言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及中国改革的意义”。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chuansong.me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chuansong.me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都受到挑战,意外频出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谈论最多的“意外事件”就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但是秦晖说,实际上过去十年来意外不断:2008年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很快转为“阿拉伯之冬”,俄国的民主倒退,以及各国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特朗普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大量“穷白人”的出现。

中国:低人权、负福利带来的竞争优势

秦晖以东德为例说,德国统一后,东德制造业衰败,一些过去的工业城市无奈地转成旅游城市,失业率上升。为了帮助东德制造业振兴,德国政府拼命鼓励西德公司去东德投资,但是并不成功。“因为西德的资本家更愿意去剥削中国的工人。”以东德的工会力量、工资水平和福利制度,吸引资本家自然竞争不过中国。

秦晖说,近年来西方国家谴责中国人权状况比较少,谴责中国搞倾销比较多。但是这个指责实际上不成立。因为“倾销”的意思是指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商品,而中国的生产成本确实很低,其商品的出口价格并没有低于成本。因此回避人权谈反倾销是没有效果的。

为什么“西方政府没钱花,中国政府乱花钱”?

秦晖说,国家能力取决于制度和财政。西方国家的制度多少年没有变过,但是财政赤字越来越高。无论是谁上台,手里没钱就办不成事。

财政平衡不外是税收和服务福利的平衡。在西方的“游戏平台”上,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都要讨好老百姓。左派谈提高福利,却不提增加税收;右派宣称上台就减税,但说到减福利就吞吞吐吐。因为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都是只喜欢一半。这就造成左派右派虽然轮番上台,但赤字一直在增加。

在中国的游戏平台上,左派和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皇上也是只喜欢它们各自的一半。他喜欢右派提倡的低福利,也喜欢左派提倡的加强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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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民众示威反对财政紧缩政策。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Images

最好的政府不可能,最坏的政府“不可欲”

秦晖用一个坐标示意图显示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他把二者对等的宪政称为“次好政府”。它们或是权力小、责任也小的“古典自由型”,或是权力大、责任也大的“社会民主型”,但都不是最好或最坏的。

在这个坐标系上,最好的政府是又跑又不吃草的马儿,即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税低而福利高。这样的政府是撑不下去的,例如希腊。最坏的政府位于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那一端。秦晖举出的例子是秦朝。因为秦始皇权力无限,但是没听说他向人民提供任何医疗或教育福利。

秦晖说,左右都讨好皇上,导致政府权力大而责任小。左右都讨好老百姓,导致自由和福利双高。东西方政府都面临挑战。

全球化让双方都玩大了

秦晖说,人性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今天的政府面临的挑战过去也有过。为什么现在的问题更严重呢?

因为过去的国家是孤立运作的。最好和最坏的政府都不可能长久。老百姓被剥削净尽,就没有消费能力了。而高福利低税收导致国债飙升,通货膨胀。秦晖说,老百姓虽然不是圣人,但也不会硬往墙上撞。他们自然会找到平衡点。

但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民主国家以透支掩盖财政上的大洞,而专制国家乐于“被透支”以回避生产过剩。双方互补,“都玩儿大了”。

Guang Niu/Getty Images

Guang Niu/Getty Images

中国人到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去寻福利,到最社会主义的地方去保资产

中国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曾经是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秦晖说,这要看和什么地方对照。论经济自由放任的程度,香港连续22年排名全球第一,是一个比美国还要资本主义的地方。但是许多大陆人却看上了香港的福利,例如近年来的“双非孕妇”和“过境小童”问题。加拿大等国家实行高税收,相当的社会主义,但是许多中国人还是愿意把资产转到这里来。

秦晖说,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社资之分。大家都是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将其分为A、B两大类。

A类的社会主义体现在满足国民要求,提供公共服务;市场经济体现在政府的权力受限。二者相加意味着政府为人民服务。

B类的社会主义体现在政府权力极大,市场经济体现在责任都是市场的。老百姓被要求“不找市长找市场”,但市长却可以肆意征税。二者相加,意味着走向帝制。

A类的危机更加凸显,而中国越来越自信

秦晖说,两类政府在全球化环境下互相影响,都面临危机。相比之下,A类国家的危机更凸显,令人想起上个世纪30年代。

中国目前也有危机。发展奇迹已经过去。现在讲的是“新常态”。但是西方国家也不再是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繁荣景象。因此中国政府越来越自信。过去中国学西方,学苏联,至多标榜自己“比较稳重”而已。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方案”并不是回到苏联模式

秦晖说,中国不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回到苏联模式。首先是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比重很大,70%到80%的就业要靠私营企业。当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受到政府严密控制,秦晖称之为“统制经济”。

其次是不再搞阶级斗争。现在不怎么提马克思主义,而是宣扬民族主义。因此现在批判一个人,是骂他“西奴”、“汉奸”或“西方代理人”,不再骂“资本家”或“阶级敌人”了。

秦晖因此认为,中国和苏联模式渐行渐远,其实更像二战前的德国。当时的德国经济欣欣向荣,在遍地危机和萧条中一枝独秀。

世界的福音还是灾难?

秦晖最后总结说,中国的改革是21世纪最关键的事件。如果摆脱B类模式,将给世界带来福音。如果三十年改革只是从苏联模式转成纳粹模式,则将不止是中国的灾难。

秦晖讲座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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