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来自湖南浏阳的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三个青年用装了颜料的鸡蛋涂污了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因此被判重刑。二十年后，魁北克剧作家卡罗拉.弗雷谢特（Carole Fréchette）从报纸上读到一条关于喻东岳出狱的消息。这个遥远的陌生人的行为和遭遇在她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就是话剧《想到喻》（Je pense à Yu）的由来。弗雷谢特如同剧中主人公Maggie一样，不停地查找有关这件事的资料，还曾经前往卡尔加里，和获释后定居加拿大的鲁德成会面，以期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经历。
这部话剧先后在布鲁塞尔和蒙特利尔等城市上演，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和德语。它的英语版自4月25日起在蒙特利尔上演，德语版自五月初起在德国慕尼黑上演。吴薇采访了作者弗雷谢特。
–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公正的事在发生，每个地方都有人在为此抗争。一般说来，一件事的发生地点离我们越远，我们的感受就越淡。为什么喻东岳的故事吸引了您的注意呢？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吸引了我，让我如此感动。有一天早上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短消息：1989年向毛主席像泼颜料的喻东岳在坐牢17年后获释，他已经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我想吸引我的是他泼颜料这个举动，勇敢，同时又无害，因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象征性的行为有时会很有力，会被赶紧压下去。
另外就是这条新闻让我想起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上个世纪70年代我二十岁，当时毛泽东在我那一代想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心目中是个正面形象。当我得知我曾经崇拜过的毛泽东的画像在十几二十年后被一个年轻人污损，而他又被毛建立起来的政府判以重刑，我被这件事里那种互相交织的现实所吸引。
（在另一个采访里，弗雷谢特曾经表示这件事最让她感到震惊的是判刑之重。尽管曾经崇拜过毛泽东，她仍然认为，这个21岁的年轻人只是往毛主席像上扔了个装满颜料的蛋壳而已，没有伤害任何人。为此判他20年徒刑是无法想象的。同案的余志坚和鲁德成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16年有期徒刑。）
– 您曾经说过这件事改变了您，剧中的Maggie也如此说。请详细解释一下。
Maggie在剧终时说，如果你没有对毛像扔出颜料，我现在会是另外的样子。她的意思是，这三个年轻人的行为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当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她远在北美，和中国政治没有一点瓜葛。但是这件事对她的思想，对她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影响。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蓝本进行创作。过去我的作品都是来自虚构。 而且在写作过程当中，我听说这件事的参与者之一来到加拿大，住在卡尔加里。我因此有幸和他会面。我看到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我把他所做过的一件事拿来做了创作的题材。但当他出现在我眼前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矛盾得多，也复杂得多。
这件事让我在虚构中走近现实，体会如何把现实转化成文学作品的过程。
– 这部话剧的原文版（法语）去年在蒙特利尔上演时，正值魁北克省高校学生反对学费上涨计划的罢课抗议活动。您如何比较这两场学生运动？
我当然看到二者的相似之处。两场学生运动内部都有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歧。1989年在北京和去年在蒙特利尔，学生领袖都非常年轻，刚刚二十出头。他们都需要作出重大的、可能后果非常严重的决定。北京的学生领袖作出把喻东岳等三人扭送公安机关的决定，对他们三人的一生造成了深重的影响。
两次运动的诉求不同，学生们面对的政权有本质上的不同。
– 《想到喻》讲的不仅是喻东岳的故事，也是不同的人对这个故事的不同反应。剧中的另外两个人物，中国留学生琳和邻居杰瑞，不停地给Maggie泼冷水。您想通过他们表达什么？
这里面有我自己在面对这个故事时的内心斗争。女主角玛德莱娜（英语版中的Maggie）在读到喻东岳的故事后就再也无法平静。她在喻身上找到自己年轻时反叛的影子，同时又在现实生活的困扰中无法确定这种反叛的意义。我和她最接近。但是我也有疑问：这些行为到底有没有用，有什么意义？… 我的疑问由另外两个人物表达出来。
这就是戏剧。戏剧是一种把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的不同的疑问或不同的魔鬼具象化的一种方式。
采访完整录音（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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