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导演埃里克.博贝的新电影《一千次晚安》(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 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由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特.比诺什扮演的女主角是一个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难以取舍的战地摄影记者。这正是博贝本人的亲身经历。他在成为电影导演以前曾经为路透社和挪威报社Verdens Gang当过多年的战地摄影记者。只不过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吕贝卡选择了工作，而博贝当年选择了家庭。采访就从这里开始谈起。
《一千次晚安》取材于你的亲身经历。但是为什么改变了主人公的性别呢？
我想表现的题材是一个战地记者如何处理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如何艰难地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男人离开家庭和孩子出去工作，按照我们的文化，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母亲如果这么做就不同了。既然要提出这个问题，让一个女人处于“我”的位置更有表现力。
对我来说，离开妻儿去那些地方工作也很难。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好像被一种毒瘾驱使，渴望动身。另外还有使命感。你拍的照片登在BBC等媒体上，传遍全世界，促使伦敦或华盛顿的政界人士作出反应、采取行动，而他们的行动又反过来对当地人发生影响。你因此会觉得为拍这些照片冒险是值得的。
但是我的大女儿开始懂事了，她慢慢意识到我去的那些地方，刚果，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有多危险。她开始焦虑，因此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我必须回家去处理这些问题。
（在电影里，吕贝卡的大女儿说：有时候我宁愿你死了。我们会一起伤心，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在新闻发布会上，博贝说，这几乎是当年他们父女之间真实的对话。）
这是你决定不再做这一行的原因吗？
你可以这样说。战地记者改行，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很多人是为孩子。我决定去学电影，因为我需要对我的故事有更多的掌控，而不仅仅是把照片寄出去了事。
前加拿大战地记者保尔.沃森曾经说，战争远比媒体所展现的更恐怖。你如何看？
我同意他的说法。在我看来，战争意味着死亡。战争中发生许多残酷的事，无数人身心受创，许多社区被摧毁。战争等于死亡，如果不是物理死亡，就是心里有一种东西死去。如何在新闻里向大众介绍一场战争？媒体编辑通常不愿意表现残酷，因为大部分媒体的生存依赖广告收入和私人资助。公共媒体经济上更独立，但是它们也不太敢展示战争的残酷性。
这是可悲的。战争的本来面目会刺激人们去行动。我们知道，越南战争的结束，还有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冲突的结束，不是因为政治家，而是因为记者抓住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瞬间。所以，最重要的是有人在那里捕捉这些瞬间。他们为此牺牲自己，甚至部分牺牲家庭。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媒体在缩减。它们常常采用普通人拿手机拍的照片或视频。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派专业记者去那些地方。
你的战地记者经历给你带来了那些改变？
很多人和景象充满我的记忆，很多面容，声音。但是最重要的改变是我比过去更关心政治。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让你不可能不愤怒，对五角大楼或对其他政府感到愤怒。我不是反对美国、法国或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去阻止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但问题是它们所做的往往加剧当地的冲突，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然后撤走，留下更大的灾难。
不过我没有像一些同事那样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只是上瘾。大部分战地记者都处于这种状况，采访结束后回到家里，洗衣服，见亲友，但没安生几天就开始盼下一次出发。这就像吸毒上瘾。
但是你不是已经走出来了吗？
没有完全走出来。我一面拍电影，一面又开始干老本行。过去六七年里，我经常去刚果，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索马里。
你如何看叙利亚局势？
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授权和决定，一个国家的行动不会起作用。出兵干预的决定应该有整个文明社会的支持。有时候联合国的讨论需要时间，但是讨论是很重要的。叙利亚的问题很复杂。从冲突开始到现在，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不愿意表明立场，所以才会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叙利亚局势越来越恶化，应该更早采取行动。
但是在所有人都在关注叙利亚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冲突在发生，例如在刚果，一个星期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叙利亚一个月的。但是媒体已经多年不提刚果冲突了。这让我愤怒。不过我也知道原因。每一场冲突都有它的热点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媒体就不感兴趣了。这是媒体的工作方式。
尤其是发生在非洲的冲突。我们觉得他们和其他人不同，不太文明等等。但事实上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有同样的梦想，同样的亲情。而他们每个星期都在被屠杀。刚果在过去六年中的丧生人数超过二战以来的任何一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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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博贝（Erik Poppe）1960年出生在挪威奥斯陆。他从1983年期开始担任摄影记者，刚入行时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他自1998年开始拍摄剧情长片，目前是挪威最著名的导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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