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学评论界把2012年称作“薛忆沩年“，因为一年当中他一共有六本书出版，包括由上海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的长篇小说《遗弃》、短篇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随笔集《与马可.波罗同行》、《文学的祖国》和《一个年代的副本》以及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
到了2013年年，他的势头仍然很旺，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出版《流动的房间》（新版）、《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和《首战告捷》（“战争”系列）等三部短篇小说集，并且有一部长篇小说在（《一个影子的告别》）在台湾杂志上连载。近年来，国内媒体称薛忆沩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而这位受到文学界热议的小说家就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或者可以说是隐居在这里。接下来的两天，会播出梁彦对薛忆沩的访谈，了解一下：谁是薛忆沩？
梁彦（以下简称彦）：虽然去年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薛忆沩年“，但加拿大的中文读者对你并不了解，他们会问，谁是薛忆沩？介绍一下自己吧。
薛忆沩（以下简称忆沩）：我六十年代中期出生于湖南郴州，四个月后迁回长沙，在那里完整地经历了“十年浩劫”。我最早受的是工科教育，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后来我相继在湖南的研究所、大型国企、政府机关以及深圳的民营公司工作，每一段工作的时间都不太长。后来，我去广州求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深圳在大学里任教六年。然后，我来到了加拿大，再一次回到校园，直到获得我的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一位研究者称我的生活是不断的“逃离”。从上面的经历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钟情于写作，并且矢志不渝。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对词语和句子的激情和深情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尔蒙的减少而出现丝毫的减退。
彦：在评论界写到关于你的作品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你的小说充满哲学的追问，尤其充满了对于个体生死的思考和分析。你从一开始写作就关注这些主题吗？
忆沩：是的。我的写作一开始就关注这些主题。24岁那年写出的《遗弃》就是很好的证明。这种倾向首先与个人的精神气质有关。我从小就对死亡极为敏感。在回忆“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标出了笼罩着自己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死亡的阴影；其次，这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有关。在我们的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改革开放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存在主义”。我十六那年就订阅了《哲学译丛》等学术杂志。我至今保存着自己那时候读过的萨特的著名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在页面的空白处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对生与死的思考让“个人”，尤其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成为我的写作的起点和重点。
彦：还有一个特点是“异乡写作”。2002年，你来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为什么选择蒙特利尔？异乡写作对你来说影响究竟在哪里？
忆沩：台湾的著名学者马森先生认为我选择蒙特利尔是因为白求恩，因为这是白求恩居住过八年的城市。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路。我相信我选择是一种与历史相关的选择，与精神生活相关的选择。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受过功利的影响，异乡写作更是可以保持写作的纯净。还有就是语言，在远离陈词滥调的角落里，我突然发现了母语中那些从前被我忽略的美。这给了我信心和鼓励。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很幸运的。（未完待续）
链接：薛忆沩访谈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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