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揭密者对民主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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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广播公司著名的新闻调查节目《第五阶段，The Fifth Estate》当中的资深记者林登.马克因泰（Linden MacIntyre）今天发表评论文章，阐述揭密者（Whistleblowers）存在对民主的重要性

“一位有良心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所工作的部门涉嫌利益冲突的情况严重，他还私下告诉记者这中间各种利益关系是如何运作的；之后，他紧张地同意再提供一份文件证明他讲述的是事实。在繁忙的公众广场，两人短暂相遇，一个棕色的信封从一个公文包里出现，消失在另一个公文包里。沉默的哨子被吹响了。”

以上这段话描述的其实是真实的事件，它出现在1977年一个阴雨天气。随后，腐败的市长下了台。

在我多年做调查记者的过程中，这样的情景发生过多次。我曾经复印过150多页的文件，以便揭开某个省政府的大型建设项目中的问题。

不过，刚才描述的是曾经的揭密者的状况。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而现在，揭密者暴露问题的方式更为简便，而他们扮演的角色却被放大了 – 放大到了你在20年前无法想象的地步。

现在，揭密者的很多行为很有可能变得公开化。比如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他与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合作，公布了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一些文件，造成了国际性的影响。再比如，最近美国的间谍机构也公开表示要对他们在监听别人方面的行动负责，而这是因为一位叫做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们滥用权利和腐败的行为。

这几个名字，阿桑奇、曼宁和斯诺登是将与私人与公共领域的机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情报机构收集、储存、和分析大量的关于个人和其他机构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你的意图是好的，事情也会是具有侵略性的。

收集情报的目的，用官方的话说是避免我们受到伤害。但是，它还会有操纵和影响我们决定的作用，比如投票、消费以及思维。因此，那些有道德感的人会对这些做法感到反感，其中有些人会冒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让大众知道情报机构究竟知道些什么。

自从发现了信息的作用以及机密的威力，世界一直是这样运作的。

这个星期，关于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吉的影片《危机解密，The Fifth Estate》上映了。其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一名记者说，在从前，如果透露英国议会上议员讲话的细节，你是会被绞死的。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的确，从前议会的政治讨论是保密的。

当今，揭密者使用最多的是博客和推特，从前的那种棕色的信封被拇指大的USB所替代，里面可以储存相当于几顿的传统文件。而相对的观点是，科技也让情报机构能够更轻易地进入私人生活，目的是为了法律的实施，为了商业，还有概念模糊的新目标“公众安全”。

科技变化了，但是人的天性没有变 – 这是件好事。人类天性中如果受到冒犯会感到愤怒 – 而诸如虐囚、对公众撒谎、挥霍公款这类问题，对于有良知的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在曼宁、斯诺登以及维基解密事件中，人们的反应异常愤怒，可见这些信息的影响力。不过，它也让我们忘掉了问一个问题：这些揭密者为什么这样做？

对揭密者来说，这样做并不能够让他们本身得到什么，而肯定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他们被指控为无法无天，还是叛徒。极端主义者甚至呼吁杀死他们。曼宁刚刚被判了35年；而斯诺登和阿桑奇还在流亡，指控他们的罪名和关押在关塔纳摩监狱的犯人类似。

或许是因为他们头脑中的妄想。在揭密行动中透露出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信息或许比他们所披露的肮脏细节更有用。

我们的知识形成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决定我们的行动。在200年前，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曾经说：“秘密是阴谋的工具，绝不应该存在与正常的政府体系中。”

这正是那些揭密者所相信的，他们是政府的审计者，是我们社会民主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