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在加拿大引发激烈的争论。社会上有截然不同的反响，一种意见是欢迎加拿大高等法院的决定，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参与此次诉讼的瓦莱莉·斯考特说：“我是此案的原告之一， 感谢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 明确了性工作者也应被当作人看待”。
而更多的人则难以接受这样的裁决。保护妇女的慈善团体“伊丽莎白·费莱依联合会的发言人金·派特说：“这一裁决等于是认可了在这个国家妇女可以被买来买去，我们的后代将难以理解”。
如果说，大多数民众的反应都是情绪化的判断，也有一些专家和评论员提出替代性建议或作出冷静的分析。加拿大妇女联合会就提出， 应该加强对嫖客的惩罚。 其发言人珍妮·本尼特说：“法律应该惩治那些嫖客，那些从妓女身上赚钱的人，这应成为法律修改的目标。
加拿大的很多媒体都陆续发表相关的评论，以下介绍其中最具说理性的两篇。
《环球邮报》刊登本杰明·佩林的文章题目就是“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决，现在都是中止卖淫的时候了”。文章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性的自由权利，而是把伤害妇女及社会的卖淫行为合法化。
文章说，议会图书馆和人权委员会的研究报告都清楚地显示，在加拿大，街头卖淫在性交易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约占5% 到20%，而绝大多数性交易都是在私人场所；大多数性工作者开始从事这一行业的年龄在14岁到20岁之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遭受过性侵犯；街头性工作者遭到暴力侵犯的比例很高；性工作者大多数是那些被边缘化的妇女，他们还成为黑社会和人口走私的受害者。因此，如果法院是为了保护妇女，就应该效仿法国和瑞典的做法，将卖淫定为非法，以减少与此相关的犯罪，并教育公众树立起性交易是犯罪行为的概念。
《蒙特利尔公报》发表专栏作者安德鲁·科因的文章，从道德界限的角度提出看法。他认为，社会对道德标准的看法一直在变化，以前被认为不可接受的一些行为后来逐渐被人们接受，最早是限制级电影和婚前性行为；６０年代转为堕胎和同性恋。在１９８８年堕胎医生摩根泰勒被判无罪，堕胎不算犯罪之后，很多人只是无奈地说，希望这已是最坏的结果了。可是，总有一些事情出来挑战人们传统的道德模式和价值观念。十几年前，自由党执政时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后来保守党上台后也没有试图推翻它。
现在，有关限制娼妓的法律又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被最高法院判处需要推翻。下一个议题很可能就是抽大麻合法化，然后是安乐死合法化，最后是否会认可一夫多妻制也说不定。
那么这是不是就像保守主义人士所说的，是道德标准在下降呢？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已经没有力量再坚守传统的行为标准呢？为什么政府不能阻止呢？现在是任何人都能划出道德的界限了吗？
作者写道，我不认为这种社会道德界限是谁都可以确定的，这个界限实际上是全社会共同确定的，法院的裁决只是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走向。即判断道德是非的标准在改变：以前的标准是某种行为是否被绝大多数人接受，而现在的标准是某种行为是否具有伤害性。如果不会造成伤害，那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比如同性恋，不但不会伤害社会和个人，还能带给个体愉悦和社会的和谐。
至于可能给社会带来伤害的娼妓和吸毒问题，也不应仅仅是以法律禁止那样简单处理，而要考虑怎样减轻伤害的程度。因为将其列为非法并不能防止它的产生。这实际就是加拿大高等法院将堕胎非刑事化的初衷。法官们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堕胎行为本身，而是考虑到妇女的健康问题。这也同样运用到推翻原来的反娼妓法的裁决中，因为原来的法律为性工作者带来的伤害更大。政府也应该理解法院裁决的含义，并不是说让人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出售、可以用毒品伤害，就像堕胎不算犯罪了，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正常行为了一样。
改变以前的旧法律，是为了给人们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利。而降低伤害的原则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有些行为造成的伤害。当然，刑事犯罪法仍然是有用的，主要是涉及到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而不是本人因自己的行为遭受一些痛苦。至于安乐死，由于要涉及到其他人，所以比较复杂一些。
但对旧的法律作出修改，并不证明人们忘记了道德是非的界限。只不过我们画法律这条线时不再用粗笔，而是用削得尖尖的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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