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仍在努力抹去64历史

收听

6月4日星期三，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网刊登邓.莫里就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的军队开枪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写的评论文章，题目是“天安门血案25年后中国政府仍然努力抹去这页历史”。

维权律师认为25年来中国司法有些进步

邓.莫里曾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做过多年驻外记者、是个资深媒体人，现在在欧洲的英国和法国做自由撰稿人。

邓.莫里写道，北京一位资深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堪称是维权律师，他曾经为好几个被逮捕问罪的民运人士做过辩护，他们中有独立作家刘晓波、原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政治活动人士方觉、原学生运动领袖江棋生、辽阳工人姚福信、网络作家杜导斌、异议人士张林、北京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记者兼独立作家师涛、旅美学者杨建利以及《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赵岩担任辩护律师。

虽然这些案子的当事人最后都被法院判处有罪，因为最后都是上头定的罪、是政治审判，但莫少平认为他还是从多年的维权辩护工作看到了中国司法体系的一些进步。

莫少平用青蛙打比方说，如果把青蛙扔进滚水，青蛙会立刻跳出来；但如果把青蛙放进冷水中慢慢加温，青蛙不会有过度反应，你最后就有了煮熟了的鲜嫩青蛙。

不过莫少平说这番乐观的话时是2008年6月4日之前，也是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两个月，中国政府还没有把知名作家刘晓波再次投入监狱，只是在一些比较敏感的时候由安全部人员把刘晓波带到外地的乡村软禁。

2008年奥运会之前大量外国记者云集北京，可能是中国当局不想让外国记者发现刘晓波被禁止与律师接触的情况，所以警方让莫少平与刘晓波会面。

刘晓波语带讥讽的告诉莫少平，1996年他被捕时，警察把他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把他家搞得天翻地覆；2004年警方又搜查了他的家，但这一次执法就比较文明了，警察带着白手套、搜擦完之后又把翻过的东西复位。警察还成了他的专职司机，去哪里都是警察开车接送。

莫少平说，在中国律师是打不赢维权人士官司的，但与90年代相比，司法程序还是改进了许多。虽然中国现在还不能说是法制，但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毕竟还是有了进步；因为毛泽东时代既没有“法”、也没有“制”。

六四领军人物刘晓波因言获罪

刘晓波在1989年是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六四后的政治清洗中刘晓波被判两年监禁，随后又由于批评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而被送去劳动教养。

在2008年与律师莫少平会晤后六个月，刘晓波由于起草呼唤普世价值、要求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被称为“08宪章”的文件而再次被警方投入监狱。

有讽刺意味的是，刘晓波在“08宪章”中的一个呼吁是停止以言获罪，而他恰恰是由于自己写下的文字而被中国法院裁决犯有煽动推翻政府罪，刑期11年。

2010年，在中国监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严控敏感词

现在在中国，有些词汇不但不能放进文章，而且不能看。这些词汇被统统纳入敏感词类别，被中国的网络警察屏蔽掉，比如89、64、天安门这样的词汇就属于敏感词，会被中国的网络搜索引擎拒绝；使用这些敏感词甚至会被中国司法机关作为定罪的依据。

今年5月3日，15位中国有些名气的教授、律师在北京一个私人住宅聚会，回顾和讨论1989年64天安门血案25周年。两天后，这15名与会者中有5人被逮捕，罪名是在公共场所制造混乱、扰乱治安。

今年抹去六四历史的努力甚于以往

在中国的西方记者报道说，今年的六四周年前夕中国政府的高压管制似乎更甚于往年。好像是只要有人还没有忘记89-64，就需要继续逮捕、继续把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送上法庭。

在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或者是不知道25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不关心什么89-64、不关心什么民主和法制的情况下，中国当局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在每年的六四周年前夕这么紧张兮兮。

莫里说他在80年代曾经做过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驻北京记者，后来调到前苏联做驻莫斯科记者。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莫里也随同到北京做报道。戈尔巴乔夫那时主张的开放政策受到中国实权人物邓小平的冷淡对待，邓小平担心对外开放会带来的危险。

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的当天，邓小平就在北京实行了戒严；在两个星期之后的6月4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在北京动用军队大开杀戒，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

戈尔巴乔夫曾想学邓小平但最后没敢干

目前已经解禁的前苏联政府机密文件显示，在六四天安门血案四个月后戈尔巴乔夫曾经在苏联政治局会议上说，需要现实的看待政治事件，中国领导人要保卫自己，我们也要保卫自己，三千人被打死那又如何？

邓小平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后2年半，他领导的苏联解体，他自己也被解除了职务。不过戈尔巴乔夫最终还是没有效仿邓小平的铁腕镇压手段。

邓小平在六四后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政治高压、经济开放。经济上放手让中国人赚钱致富，中国也成了经济超级大国；政治上高压的结果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等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的众多政治人士被关押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