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新作引发对文学的关注

著名加拿大华裔作家薛忆沩的长篇新作《空巢》七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之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媒体与读者的热烈反应。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书展上，这部作品名列本届书展“最受关注的新书”榜的第九位，而且是十七种上榜新书中唯一的原创文学作品。

《空巢》以第一人称呈现一位女性独居老人一生中最特殊的一天。她在这一天遭遇电信诈骗，不仅蒙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也经历了巨大的心理折磨。在应对惊心动魄的现实的同时，老人不断回忆起自己“空巢般”的一生。现实中的骗局和历史上的骗局相互纠绕，读来令人震撼又唏嘘。历史的维度显然赋予现实题材的小说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意义。《空巢》已经被许多读者视为是“将社会事件升华为小说艺术”的范例。

八月二十九日，现居蒙特利尔的薛忆沩又一次接受我的采访，详细谈到了《空巢》的创作。

梁彦（以下简称梁）：薛忆沩先生，您好！距离上一次对你的采访刚刚一年，祝贺你又出版了一部令人震撼的新作。你将这部作品献给所有像“你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我想知道，你母亲那一天的遭遇是你灵感的唯一来源吗？

薛忆沩（以下简称薛）：是的。我在不久前发表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空巢》中的母亲》）中谈到了我母亲遭受电信诈骗那一天的细节以及我这次创作灵感最后突然喷发的奇迹。有评论家说我的写作是“以小见大”的写作，我喜欢也擅长对尽可能少的素材做尽可能深的挖掘。我想这源于数学和哲学对我的影响。

 

梁：你曾介绍说，这部作品 一共写了九个星期。谈谈当时的写作状态好吗？

薛：灵感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喷发的。当时我刚登上北京飞多伦多的加航班机。我现在总是据此玩笑说，《空巢》是一部“从天而降”的作品。二十六日回到蒙特利尔之后，我马上就进入了高度紧张和极为规律的写作过程。到一月二十七日，我如期完成了初稿。稍息三天后，我马上又投入了更为紧张和规律的修改过程，直到三月二日。全部的过程超过九个星期。你知道，这个冬天是蒙特利尔近四十年来最冷的冬天，而我创作的狂热与蒙特利尔的严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梁：小说叙述选用了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你要以一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的口气来叙事。这里面涉及很多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的描述，它们会给写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吗？

薛：《空巢》是一部“无微不至”的作品。如何呈现老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心理状态的变化的确是对写作的巨大挑战。但是，从灵感突然喷发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完全进入了角色，我就完成变成了那个将近八十岁的女性的“我”。这是一种神奇的状态。它能够维持九个星期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到最后，写到“我”被“母亲”的鬼魂带走的时候，我的确就像是获得了“大解放”。

 

梁：小说不仅呈现了主人公惊心动魄的一天，也展开了她荡气回肠的一生。其中既有荒诞的历史，也有魔幻的现实。如此丰富的场面，如此密集的情感……而叙述的精准和精致却一如既往。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薛：这应该要感谢小说的结构。小说由两条主线编织而成。一条是以时间为基准的“一天”的主线，一条是以人物关系为基准的“一生”的主线。这种结构具有强大的张力，足以吸吐密集的情感和丰富的场面。而更神奇的是，小说的这种结构也是那天随着灵感一起喷发出来的，也是“从天而降”的。这就意味着，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梁：在主人公的一个梦里，一群遭受过电信诈骗的老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控诉“充满骗局的时代“。他们最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救救老人”的呐喊。 这句话有什么意义？

薛：这个梦是悲剧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环节。主人公通过它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最后却没有看到任何获救的希望。“唯一的出路“就从她的绝望中合理地显露出来了。当然，”救救老人“的呐喊与处在婴儿期的中国新文学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是一种激情的呼应。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里仍然泛滥着太重的“毒”，隐藏着太多的“刀”。这是令人悲哀的状况。文学的呐喊其实真是无济于事。

 

梁：进入小说，读者很容易发现，你的“空巢”概念比我们平时使用的“空巢“概念要复杂得多。能谈谈小说中“空巢”的象征意义吗？

薛：你说得对，小说中“空巢”的概念非常复杂。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有历史、政治、时间和身体等多种维度上的意义。它是形形色色的”骗局“留下的心理伤痕。它是一个悲剧色彩很浓的象征。在“充满骗局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是没有归属的“空巢人”。

 

梁：《空巢》是你在国内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却是你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这次出版对你肯定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薛：我在《遗弃》之后不久创作完成的《一个影子的告别》和四年前创作完成的《白求恩的孩子们》都不能在国内出版，至今都只有台湾版。也就是说，如果不算前年出版的《遗弃》重写版，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在国内出版过长篇小说（事实上，《遗弃》一九八九年春天能够在国内出版也非常侥幸）。长篇小说好像是我的绝对禁区。在国内，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同行应该寥寥无几。《空巢》的出版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在我个人的文学道路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梁：你自己对《空巢》有很高的要求，希望它是一部同时具备“古典体格、浪漫气质、现代视野和现实关怀“的作品。小说出版不到一个月，国内的媒体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书评和推介，可谓好评如潮。读者的反应中最让你意想不到的是什么？

薛：我原来以为小说的读者会局限在“中老年”的层面上。没有想到，它竟然也会打动许多年轻的读者。上星期，我收到了两份很有分量的采访提纲，他们居然都是出自八零后的记者之手。他们都有敏锐的嗅觉和高雅的味觉。精辟的提问说明他们不仅都精读过作品，而且对作品涵盖的许多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这真是令人鼓舞的现象。还有一件事也特别值得一提，深圳《晶报》从七月十八日起开始连载《空巢》，每天以一个八开整版（第一天是三个整版）刊登，一共刊登了四十三天（正好今天登完），这样的规模在当代媒体和文学史上应该是创下了一个纪录。

 

梁：你马上还有一本书要出版，是一部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书。能简单谈谈吗？

薛：去年秋天以来，每次出现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突发事件，我总是会收到国内一些媒体的约稿邮件和电话。而我在七个月内写出的四篇关于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文章都引起过阅读热情的关注。其中，四月二十七日由《深港书评》以五个整版刊发的纪念马尔克斯的长文《献给孤独的挽歌》更是引起了一时的“轰动”。那是我近三十年写作生涯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轰动”。而当年在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写作读书专栏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些涉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文章。它们都是从相当特殊的角度展开的，都是“借题发挥”的文章：比如关于索尔仁尼琴的那一篇（题为《冷战中的热点》），谈论的其实就是冷战的政治。在等待《空巢》出版的过程中，我正好有一个时间上的空挡，于是利用起来，对这一批文章进行了认真的重写，并且将它们编为一集。这就是我今年马上要出的第二本书。我希望这本小书会让读者更深地理解文学与政治以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本台关于薛忆沩的更多访谈，请阅读华裔作家薛忆沩访谈之一 以及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