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加勒特在中国被关押的两年多里,从来没有上电视忏悔认罪。因此不少人猜想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但是凯文在接受CBC采访时承认,自己和妻子一样,也曾惊慌,哭泣,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直到现在,他在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难以保持平静。巨大的恐惧感“就在离表层很近的地方。”
朱丽亚此前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默默地站在丈夫身边,给人留下不善言辞的印象。但这次接受采访,记者发现她其实很能说,到底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她侃侃而谈,即使讲到突然被捕后如何担心儿子,圣诞来临时如何思念亲人,声音也镇定平稳。反倒是谈到她手下的咖啡馆员工和被捕那天送他们的出租车司机戳中了她的泪点。
.她说,她在被关押期间一直祈祷让她有机会去见一次那些员工,说一声“对不起”。他们一向很帮忙,工作很卖力。都是要养家的人,却因为她和凯文被捕一下子丢了工作。至于那位出租车司机,她一直为那天没来得及付他车钱心里不安。
她说,咖啡店的员工了解她和丈夫对中国有多深的感情。其实到后来,办案人员也了解了。她曾经问他们:你们明知道我们有多热爱中国,为什么要抓我们?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你们最有可能伤害中国。她无奈地反驳说,我们也最有可能爱这个国家啊。
她说,这次经历给她留下的最强烈的感受,不是愤怒,是悲哀。
最初半年
加勒特夫妇被捕后的最初六个月被分开关押在丹东郊外的一栋楼里。朱丽亚说,每天六个小时的提审之外,她回到囚室后还经常有“家庭作业”,通常是要她就某件事或某个时期交代更多的细节。囚室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两个看守。她们不仅负责监视,还要记录下她的一举一动。
凯文和朱丽亚都从未挨打。对朱丽亚来说,在最初面对审讯者时的恐惧过去后,最难熬的是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尤其是在圣诞节将近的时候。为了避免老是坐在那里流泪,她想了很多办法:用一本旧杂志做了圣诞树和花环,从一件毛衣里抽出线来挂她自造的装饰和家人的照片,每天拿出一小时来唱歌,甚至自说自话地教两个看守说英语。
.
2014年圣诞节前,被单独关押的朱丽亚为排解愁绪给自己做的圣诞装饰:
.
.
凯文说,审讯者经常用判七、八年徒刑,枪毙或把他送到朝鲜去来威胁他,态度粗暴而且变化无常。但是他注意到,大概在过了两三个月以后,主审官员的态度突然变得和蔼了。凯文猜想,大概是他们终于相信他根本不是什么间谍。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已经无权决定他的命运。
朱丽亚说,加拿大领事官员来探视的时候,办案人员总要她催促加拿大“加紧行动,满足我们的要求”。她完全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但还是照原样转达了口信。
318号囚室
六个月后,朱丽亚改成监视居住,凯文被转到了监狱。进监狱前,夫妇俩获准见面十分钟。那一天正好是朱丽亚的生日。凯文在监狱里度过一年零七个月。他说,祈祷和读圣经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加拿大领事馆每月来探视他一次。
他所在的318号囚室里最多的时候关15个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跟八、九十个人做过室友,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从小偷小摸到杀人,各种各样,甚至还有过腐败官员。
凯文说,囚犯之间互相帮助、分享东西很普遍。监狱里从牙刷到药品,所有东西都要花钱买。而且没钱就只有馒头和玉米面粥可吃。据他观察,总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囚犯是没钱的。但总会有人分给他们一卷手纸或是一点吃的。
定罪,罚款,驱逐出境
在被捕两年多后,凯文的案子终于在2016年9月宣判了。法庭快刀斩乱麻,很快裁定他间谍罪名成立,判处他八年有期徒刑和相当于2万加元的罚款。另外还加上他在监狱里的医疗等费用。他原来就有高血压,在监狱里出现心律不齐,又患了阑尾炎和疝气等疾病。
宣判两天后,凯文被驱逐出境,在温哥华机场和妻儿重逢。
你会恨我们吗?
朱丽亚说,负责审讯她的官员在最后一次见到她时曾问她:在我们对你做了这些事以后,你会恨我们吗?她回答说不会,做这些事的是制度。
这话听起来像一句套话。但是她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我现在想到中国的时候,想的仍然是所有那些热情的人,那些在第一年接待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从中国学到的远比我们付出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见得同意所有的事,但是对我们这些年遇到的许多人怀有很深的尊敬。”
即使是在最后这两年,她仍然能看到人们的善意。会有人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是什么间谍”,并塞给她一个巧克力棒。她称之为“人性的时刻”。
圣诞将至。这将是加勒特夫妇重获自由以后第一个全家团圆的圣诞。根据《环球邮报》对他们的采访,2014年的圣诞节,他们和小儿子彼得被允许在一起吃了一顿饭。那时他们仍然在被关押提审,但已经是凯文所注意到的主审官员态度变和蔼之后了。
次年圣诞,凯文在狱中。朱丽亚被监视居住,也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她被允许在国安的陪同下去给丈夫买圣诞礼物。国安的态度应该也是和善的,因为据《环球邮报》的Eric Andrew-Gee说,在她买牛肉干的时候,国安帮她拎着包。
也许是拜加拿大公民身份所赐,也许是因为明白此案特殊之处的国安官员对凯文生了恻隐之心,凯文在狱中的一年多里得到不少优待。最大的优待是囚室,关的犯人少一半,而且和监狱的卫生所在同一栋楼里。
凯文在狱中患了双侧疝气,下个月要做手术。回来三个月后,监狱生活的影响还在。囚室夜里不许关灯的规定当初那么困扰他,现在恢复自由身,他却关了灯就睡不着了。他感叹说,人真是什么都能习惯啊。
年过半百,一切从头再来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才是他们的家乡和谋生之处。驱逐出境的惩罚,对他们来说等同流放。他们失去了“彼得咖啡室”和不多的积蓄,在年过半百后回到加拿大,又回到了当初大学毕业去中国时的状态,没房,没车,没工作,也还没找到未来的方向。
他们试图从过去两年多的遭遇中找出可取之处,即西谚中“乌云的银边”。朱丽亚说,既然已经加入了被冤枉、在别人的博弈中当了棋子的这个群体。她和丈夫也许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陷入同样处境的人。
只不过,这对夫妇可能还没有仔细想过:如果他们想帮助的是中国人的话,岂不是又进入了一个“敏感地区”?
曾是国防科技大的年轻外教:加勒特夫妇接受CBC采访(1)
.
加勒特夫妇的采访全长40多分钟,本文只是粗略介绍。完整音频在此。
(RCI with CBC and Globe and Mail)
相关报道
查尔斯.伯顿:无辜受牵累的加拿大夫妇
由于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将无限期关闭评论。 我们的社交网络仍然开放并欢迎您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