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曾在一年前报道加拿大的“当代白求恩行动”连续七年组织加拿大医生到中国义诊, 并在与中国医护人员的合作中介绍加拿大的医疗和护理新理念。今年春季，“白求恩行动”的中国之行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就是关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到中国的五个地区介绍加拿大医疗体制中是如何通过强调家庭医生的作用，建立全科医学服务系统的。
去年8月，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事彭惊涛访问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就促进中加两国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举行了会谈。会后“当代白求恩行动促进委员会”就开始筹划2017年的活动。了解到中国正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由大医院为主转向社区医疗服务为主，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争取到2020年培训出30万家庭医生，初步普及家庭医生体系。而加拿大的医疗体制正是建立在家庭医生的基础之上，多年来在全科医生培养， 社区医疗网络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于是确定了2017年春季的“当代白求恩行动”主题: 向中国推介加拿大的全科医学体系。他们邀请到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家庭医学系主任霍华德·伯格曼教授到中国介绍家庭医学在加拿大发展的背景和历程、全科医生培训和学科发展的有关情况；同时邀请了家庭医学系助理教授郑丽明以糖尿病临床治疗、预防、护理为例，介绍加拿大慢性病管理的模式和经验。
“当代白求恩行动”邀请伯格曼教授，一是因为他在全科医学教育，家庭医生培训， 社区医疗网络发展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二是他多年来也一直在关注和参与中国全科医学的发展。
伯格曼教授第一次去中国是2007年， 从那以来已经在加中之间往返十五六次。 在与深圳卫生管理部门多次交流之后， 在去年7月15日签署了为深圳市600个社区诊所培训3，000名全科家庭医生的协议。协议中包括通过远程教学，为12个培训班的学员授课一年。 为推动此协议的落实， 博格曼教授今年已去深圳两次，第一次是 一月， 第二次即是应“当代白求恩行动”的邀请， 到温州、郑州、贵州、武汉和上海讲学，进一步探讨中加在全科医学领域合作交流。所有行程由“当代白求恩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孙公铎博士和马楠医生联系安排和全程参与。所有报告会都是场场爆满。
伯格曼教授身兼数职,每天都有满满的日程。 接受加广记者采访的时间也限于在45分钟之内。
谈到去中国介绍加拿大的经验，他首先强调并不是去教中国怎样做， 因为各国国情不同。他说：“我并不了解中国的一切，但有三点很清楚，一是中国的国情很复杂，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医疗保健资金来源，以及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密度等等；二是虽然我们并不比中国更聪明， 但我们实行家庭医生体制已经很多年， 因此可以分享我们的做法。第三点， 模式是无法出口和进口的，但中国可以了解加拿大医疗体制最基础，且最重要的那些要素。因为有一点是中国已经意识到的， 目前的医疗体制是不合理的， 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伯格曼教授进一步解释不合理的原因说：“现在全球各国都一致认为，可持续性的医疗保健体系离不开强健的基础医疗制度。我从中国了解到的一件事是，中国的卫生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并且公开承认，中国的医疗保健体制目前是以大医院专家为导向的，这与其它很多国家相像：首先考虑的是建大医院，培养更多的专科医生。但这是没有长远战略，无法持续的。 就像我们常说的，人人有点小病都想去医院，尤其是漂亮的大医院。然后找医生给他看看嗓子痛是怎么回事。这不仅从经济角度是不可持续的，从治疗角度也是不合理的。
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一名患者肚子痛，到挂号处，被告知要看内科专家，结果内科专家检查之后认为肠道系统没有问题，可能是泌尿系统有炎症，又把患者转到泌尿科做检查。而泌尿科也未检查出问题，又怀疑是不是心脏的问题。这样的程序很不合理。
伯格曼医生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家庭医生的重要性。它需要全社会提高对全科医生的信任，这需要做很多工作，首先是要提高对家庭医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治疗能力；其次要改进医疗单位的布局，不仅有漂亮的大医院，还要有便利整洁的社区诊所；再有就是要扩展家庭医生的诊治范围，扩展社区医疗服务范围。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帮助培训全科家庭医生。这也是我们与深圳医院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我们希望这个项目的成功能够成为中国其他省市参考和效仿的模板”。
伯格曼教授说他感觉到，中国正在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了解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而且一旦意识到需要调整和改革的方面，也能很快做出政策上的决定。但现在的问题是，基层对新政策理解有限，所以执行起来并不清楚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实现目标。此外任何一点改变都会牵涉到很多人，因此任何改变都需要很谨慎。
博格曼教授透露，正是因为他理解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这些难题，需要持久的努力。所以他今年可能还要去中国3次，下个月就要去深圳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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